民贵君轻是谁的思想（民贵君轻是谁提出来的）：

　　民贵君轻是孟子的思想。

　　公元前516年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回答说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。这就是孔子的部分政治思想——尊君。

　　孔子死后百年孟子出生，他与孔子思想背道而驰，提出了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君王无能就该下台。这就是孟子的政治思想——轻君重民。

　　那么，作为儒家两位圣人，孔孟的政治思想为何背道而驰？孔子尊君为何不受列国待见，孟子轻君却能成为诸侯座上宾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时代不同了，于是两人的境遇大不相同。

　　回答上述问题之前，先看这一个问题：春秋五霸称霸的目的是“征而服之”，成为诸侯的盟主，五霸为何不统一天下呢？

　　其实，不是五霸不想一统天下，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不具备统一天下的经济基础，周王朝只能实行分封制，允许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存在。

　　秦晋殽之战中，秦国原本是派兵偷袭郑国，路上被郑国商人弦高碰巧遇上才免遭劫难，于是秦国就去灭了晋国旁边的滑国，后来晋国派兵在殽山埋伏了秦军。当时，秦国都城在雍城（今陕西宝鸡），郑国在新郑（今河南郑州一带），秦国千里远征固然不智，但大规模用兵却不担心军情被泄的心态，反映了当时人烟稀少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当时到处都是荒地，很多诸侯国内部的土地都用不完，没有太多扩张领土的需求，更没有一统天下的欲望，当然也不可能有统治庞大疆域的能力。

　　但到了战国时代，在经济上出现两个重大变化，即牛耕与铁器。对此，史书上只有寥寥数字，但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划时代的，因为这预示着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、种植收获更多的粮食、养活更多的人、可以解放更多的人手，于是战国的战争规模、大型工程（包括筑城、大规模修路）等都远比春秋时强。也就是说，战国时生产力的大发展，让一统天下有了经济基础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。

　　笔者多说一句，西方学者笔下的古波斯、马其顿等帝国，动不动就横跨欧亚非三大洲，但他们的经济基础呢？且与中国不同的是，古波斯、马其顿人口远比当时中国的少，对生产力的整体转化必然比不上中国。

　　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，当时君主没有太大的欲望，主要是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有能力的强国会灭国吞并一些土地，有更大野心的也只是寻求称霸，成为诸侯之长，总体是一个“尊重君主”的时代。

　　但这时很多诸侯国都有一些权臣弄政的问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诸侯们并不需要别人给予的鸿篇大论，而是需要维护君主权益，打击权臣越轨行为，维护统治秩序，因此孔子提出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思想，符合包括齐景公在内的当时君主的政治需求。

　　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，生产力的变革带来更多粮食、解放了更多人手，导致强国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有侵略性，弱国朝不保夕，来自外部的危机不是强调“君君、臣臣”所能解决的了，时代的变化决定了孟子不可能再去强调孔子的这个思想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或许亲眼见到战争不断升级、百姓流离失所、君主无道祸国等带来的无数灾难，或许因为作为大哲学家超越时代的眼光，于是孟子提出了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进步思想。

　　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孔子提出了维护君主利益的政治思想，为何他周游列国时却不受待见，只能自嘲说“犹如丧家之犬”？而孟子提出的是民贵君轻的思想，并不符合君主的利益诉求，甚至还经常嘲讽批评君主，比如批评滕文公“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”，那么孟子为何反而成为各国君主的座上客呢？

　　孔子不受待见的原因很简单，除了上述的时代原因外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“尊君”，一生经常批评学生，很少批评君主，但他倡导的是“克己复礼”，倡导恢复周礼，更高一层的政治思想是“尊王”，完整版应该是“王王、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希望诸侯们尊重周天子。

　　本来，“君君、臣臣”只是周礼的一部分，不是什么新鲜思想。如果仅是这样的话，孔子即便不受欢迎，也不会被君主们讨厌，但孔子更重要的是呼吁诸侯们“尊王”，要重塑周天子的权威，这就让君主们无法容忍了，因此孔子不受待见实属正常。

　　但到了战国时代，在兼并战愈演愈烈之余，很多亡国君主已经无“贵”可言，甚至沦落到连百姓都不如的地步。而在灭国危机下，剩下来的诸侯担心被灭，于是对孟子这样满嘴治国理念之人，即便语言再出格一些，往往都是敬为上宾，至少不敢轻易杀害，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往往都受到诸侯欢迎，犹如今天的大明星一般。

　　在这种环境之下，孟子才有胆量大肆批评君主，乃至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。

　　如果生在春秋时代，尊君社会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里，孟子不可能提出民贵君轻这样的“异端思想”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反之，如果孔子生在战国时代，却可能会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！